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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从制度上来说，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。
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。
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，名列前茅，就可以进入翰林院，给予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。
翰林几经升转，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，供职于文渊阁，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，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。
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，和皇帝最为接近，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，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，大学士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，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。
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，内阁大学士为3至6人，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，但从名义上说，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。
这以后情况生了变化，张居正名为辅或称元辅，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，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。
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，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。
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，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，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，也不致为旁人取代。
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。
从理论上讲，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，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。
万历皇帝9岁临朝，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纲独断，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？多年之后，万历皇帝回顾当时的情形，也会清楚地记得他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先生，又把元辅张先生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。
对于年幼的万历皇帝，张、冯两人都不可或缺。
但在他冲龄之际，自然也决不可能预见到内阁大学士和司礼太监的密切合作，会给今后的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。
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，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，这是一种误解。
诚然，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，因为生活困难或秉性无赖而自宫，进入内廷。
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，不过以阿谀见宠，因宠弄权，则不符事实。
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，就让宦官参预政治，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，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。
中叶以后，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
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，这些奏章文字冗长，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，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，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。
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“秉笔大监”
，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，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。
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费很多的时间，他们轮流值班，有时要看到夜半，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对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。
经过他们的解释，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、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。
皇帝阅读过的奏章，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。
从道理上说，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。
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，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，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。
按本朝的传统原则，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，如果没有特殊事故，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，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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