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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“1587，ayearofnosignifig，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。
初稿是用英文写的，写成后，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，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，并作某些修改润色。
我对明史感觉兴趣，说来话长。
1959年，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，选定了“明代的漕运”
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。
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。
论文完成后，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，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。
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，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，乃开始收集材料，撰写“Taxationandgovernnta1Finanga”
一书。
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《明实录》，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，自然在所必读。
全书133册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，所以只好硬着头皮，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。
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。
除此而外，参考奏疏笔记、各地方志，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，费时更多。
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，历时7年，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。
结论从材料中来。
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，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，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。
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，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。
比如，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，几乎无不有“税重民穷”
的说法。
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，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，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，这可以言之成理。
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，则与事实有所出入。
16世纪末，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，约占农村收入的2％。
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％以下，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％，去苏州不远的凓阳县，情形就更为奇怪，约在1～5％之间。
而以比例而言，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，税额占收入的5％。
以总额而言，17世纪末期的英国，人口为5万，税收每年竟达7万英镑，折合约银2余万两，和人口为3倍的中国大体相埒。
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，可知“民穷”
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，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。
国家的税率低，受惠者并非农民，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。
中国幅员广大，情形复杂。
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，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，以增益全国财富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，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。
这种情形，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，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，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。
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。
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，朱元璋亲自指示，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，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，军士则不再给军饷，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，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。
试验一年以后，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，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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