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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不出一年，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。
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“夺情”
，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。
在此离职期间，申时行代理辅。
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朝的时候又突然患病，而且一病不起。
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，这样，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。
1587年，申时行官居辅已4年。
他自称未老先衰，其实精力正旺。
他的父母去世多年，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。
他为人温和谦让，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。
王世贞所作《内阁辅传》称他“蕴藉不立崖异”
，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，但是不近悬崖，不树异帜。
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。
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，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。
他以后被卷入争端，进退维谷，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，才能奉准退休。
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，表面看来，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，因为1582年前后，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。
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，而不是以谄媚见用。
在张居正死后，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，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，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。
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，也为皇帝所了解。
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，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。
1562年，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名列第一，即得中状元，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。
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，官至侍读，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，在职仅7个月，即被命为大学士。
他和张居正、高拱一样，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。
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，文笔华美，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？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，就能成为大政治家？25年前，翰林院修撰徐时行（当时他尚未姓申，仍袭用外祖徐姓）也曾对这些问题生疑惑。
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焕然冰释，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。
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，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，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。
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。
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，诰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，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。
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，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，凶年不致填于沟壑。
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，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，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。
总而言之，道德至高无上，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，而且可以代替行政。
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，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，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，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，等等，自然也很重要，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，他们理应提出建议。
按本朝传统，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。
然则用人适当，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，他们的建议，也必为上策佳计，所有奏请，必然会得到批准。
所以归根结底，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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