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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一场甘霖有如千军万马，突然降临到人间。
最初是雨中带雹，旋即转为骤雨，稍停以后又是一阵骤雨，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。
这场雨生在阳历6月12日，距离皇帝徒步天坛求雨已将近一月，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议这不是圣心感动上苍的结果。
皇帝自己也当仁不让，兴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谢上苍的恩典。
席大学士也为他感到高兴，因为在这时候，万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为自慰和自满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。
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，同情他的处境，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样，仍认定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，除了行礼如仪之外，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中，以生轻妄的观感。
比如说万历想亲自操练兵马，申时行就会和其他文官合作，竭力阻止。
朱翊钧是否有军事天才？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家能够解答，我们所知道的，则是他即使有任何创造的能力，也因为他身着龙袍，贵为天子，而无法施展表现。
而在阻止他挥个性的群臣中，席大学士申时行的力量虽不显著，却极为重要。
文官们阻止万历亲自操练兵马，他们自认有历史上的先例，因为本朝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以外，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。
最近一百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而正德的行动，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。
为人君者，就应该安居垂裳，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，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。
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，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，此后的27年中就没有离开北京一步。
父皇隆庆在位5年余，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，而且为时只有4日。
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4次，这毫无疑问是过于频繁了。
尤其使群臣为之不安的是，谒陵这个庄严的典礼竟成了皇帝督视内操的借口。
谒陵的随从武装是御林军。
这支军队当年经过张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，驻在京城东北角，受御马监太监的节制。
近年来，这支部队的兵员倍增，训练加紧，每天黎明以前，马队在街上的铁蹄声每每把居民的好梦惊醒。
1584年夏天，一个溽暑蒸人的日子，皇帝亲自在皇城内观看御林军的射箭比赛，比赛延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。
好几个宦官因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晕倒，而皇帝却依旧神清体健。
文官们对皇帝过人的精力毫不欣慰，反而接二连三地送上奏本，指责内操的不当。
劝说无效，他们就对申时行施加压力，希望辅运用他的影响使这种操练停止。
从法制上讲，廷臣所提出的诤谏是否具有成宪的根据则很难概说。
本朝从没有宣布过皇帝不能亲率禁军。
永乐皇帝所用过的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，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。
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干物议，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。
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，就此一点，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。
因此，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，例如兵凶战危，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，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。
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？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。
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，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，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。
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，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，更不能借势要挟。
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没有使他们放弃初衷，即作诤谏时，他们胸中有数，意志坚决，目的不达，决不甘休。
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。
他知道，道德不过是借口，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。
真相既明，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
他不事张扬，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。
他后来写下的文章，阐述了此中奥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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